朱敬伦始终对西方宗教的传播报以谨慎的态度，只允许洋人在口岸传教，不允许他们进入内地。加上大明也没有满清那么荒唐，总督府也不可能被洋人拿走。

因此朱敬伦登基之后，选定这里作为皇宫，但由于资金紧张，朱敬伦反对铺张浪费，只打算修复这里，可还没等修复，朱敬伦主意就变了。

刚刚清理了废墟，他就迫不及待的搬了进来，将广州巡抚衙门让了出来，给了办公紧张的广東省府。总督府虽然毁掉了，但并不是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，清理之后还留下了十余间完好的房屋，朱敬伦占了其中的三间，一间作为卧室，一间作为厨房，剩下一间作为客厅。其他房间则给了护卫居住，作为皇帝他的护卫人员多达几千人，光是贴身不离的侍卫，就不能少于三百。

总督府的面积还在，这里占领两百亩，直接从新城城墙到老城城墙，南北两面都靠近护城河，尤其是老城的护城河，甚至都被总督府包了进来。以前这河里的水被引入总督府，为总督的假山花园增添了趣味，现在引水渠再次挖开，朱敬伦决定用这些水来种地。

种地这种活朱敬伦不陌生，他外婆家是乡下的，小的时候每年都回去干农活。

他的身体也够强壮，不夸张的说，一个人顶四个壮汉是没问题的。

他亲自动手，拒绝侍卫帮忙，几天之内就开垦出了十亩地，引水就不能亲自动手了，这种专业的事情，得请工匠来，几个雇来的工匠帮忙修砌了引水渠，安装了翻车，朱敬伦脚踩翻车就能将流水引入自己的田地里。

侍卫中有人也是农民出身，他们也是种田的行家，但是他们发现朱敬伦种田，跟他们不一样，育苗他们懂得，不育苗怎么插秧，可是朱敬伦育苗的土壤格外的厚实，秧苗长的也更大，甚至都快过了插秧的时候。

这时候他们才发现，他们的皇帝并不打算插秧，而是将秧苗一车车的装到地头，接着向着田地直接抛洒。

这不是糟蹋庄稼吗，第一时间很多士兵心里涌现出这样的心思，但是他们不敢说出来，甚至自己都觉得这样想一想都有罪，皇权在他们心中的神圣感是很强烈的，尤其是长期跟朱敬伦这样的人待在一起，那更是有很强的影响，说不好朱敬伦身上那种自然而然的大气，是很能收拢人心的。

他们不知道这叫做抛秧，1950年代才开始出现，而在70年代才开始走向成熟。

朱敬伦恰好做过这样的事情。

接下来的事情让侍卫感觉更加的离奇，因为他们看到秧苗一个个都活了不说，朱敬伦之后又买来一些小鱼苗放了进去，这还不算什么，稻田养鱼虽然大家没听说过，但鱼在水里，平时也看不见，并不惊奇。

但朱敬伦还给另一些地里放进去了一些鸭子，一些孵化出来没几天的小鸭苗，鱼在水里而且怎么看鱼都没有牙，可是鸭子可是有嘴的，最关键的是大家都知道鸭子是吃草的，他们把稻秧吃了可怎么办？

这时候甚至还有士兵恍然大悟，敢情皇帝种庄稼就是为了养鸭子啊，难怪皇帝闲的没事弄出这几亩地来。

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，随着稻秧和鸭子的一天天长大，两种生物始终和平共处。

而且朱敬伦还带着一家老小，主要是老婆张柔和丫头银环，做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，比如朱敬伦利用后世的经验，每天都在给鸭子喂食的同时让银环摇铜铃，久而久之只要一摇铜铃，方才还在稻田里戏水的鸭子，就嘎嘎叫着飞扑向鸭舍。

完全不理解这种生物共生道理的士兵们看的出奇，他们实在是无法解释这种情况，私下议论说皇帝家的鸭子通人性，懂得不吃秧苗的道理。

其实这种共生原理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不得而知，总之并不早，起码在民国之前没有，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推广开来。

原因就是鸭子不是不吃稻秧，绿色的秧苗也在鸭子的食谱上，不过排的比较靠后，只有在没有虫子吃，没有青草吃的情况下，鸭子才会吃稻秧，因此一亩地中不能放养过多的鸭子，一亩地养个十只左右就是极限，太多了天里的虫子就不够鸭子吃，他们就会祸害秧苗，这种具体的比例，不经过试验是不可能摸清楚的，因此在旧中国才没有被老百姓摸索出来。

可这个时代的人还比较迷信，士兵们的说法，很快就传了出去，市井上议论纷纷。

直到不少高官借口探望皇帝，一个劲的往朱敬伦的稻田里瞅的时候，朱敬伦才发现了这个问题，而这时候稻秧已经长到了一尺多高。(未完待续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