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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周赫煊通电全国的同时，国党和共党相继发了通电。

许多没能力自设电讯室的小报馆，直到半上午才接到消息，随即慌慌张张的准备发号外。

北方事变，举国皆惊！

身在庐山的常凯申，紧急召开军事会议，随即电令宋哲元：“宛平城应固守勿退，并须全体动员，以备事态扩大。”

当天下午，红军各部将领联名电告常凯申：“红军将士，咸愿再委员长领导下，为国效命，与敌周旋，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。”

事实上，就在七月七号那天，周公便已经来到上海，同行的还有博、林二人。他对地下党员做出七月指示：“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为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，不可避免……不久，上海和北平都会发生意外事变，形势会急剧变化。对此，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。”

周公这番话说出口，还不到12个小时，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。

紧接着，周公又以看戏的名义，借黄金大戏院的办公室，与文化界和统战人员座谈。

此次座谈，被誉为“上海文化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”，自此之后，左翼文人纷纷成立爱国救亡组织，并把矛头从阶级斗争转为对日抗战，各种各样的爱国救亡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话剧…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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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，公共租界。

邵洵美和徐志摩二人，正忙着筹备《春望》诗刊编辑部。印刷和发行事宜由邵洵美负责，稿件的收集和编辑由徐志摩负责，戴望舒被请来兼职做副总编，《春望》诗刊的封面由刘海粟专门设计。

辛苦了两三日，办公地点已经选定，诗刊的版面设计也差不多搞定。

张嘉铸则负责编辑部的装修，其实没有那么麻烦，随便弄些办公桌椅进来即可，连墙壁都用不着粉刷。

徐志摩一大早就来到编辑部，屋内搬上搬下吵得厉害，他干脆拿着稿件跑到阳台上去看。

“写的什么狗屁！”徐志摩顺手把诗扔到地上。

戴望舒捡起来一看，顿时笑道：“郁达夫的诗你也扔，不怕创造社那帮诗人找你麻烦啊？”

徐志摩讥讽道：“他那也叫诗？”

戴望舒劝谏说：“周先生创办《春望》诗刊，是想团结各派诗人救亡图存。人家创造社积极响应，郁达夫专门从福建寄来诗稿，怎么也要给点面子才是。”

“我是就事论事，并非徇私报仇。”徐志摩解释道。

新月派和创造社，以前是打过笔仗的。

徐志摩暗讽创造社是“文坛细菌”，破坏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和尊严。而创造社则讥笑徐志摩为“小丑”，指责胡适为“妥协的唯心论者”，说新月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买办“绅士”。

以两派历来的矛盾而论，说实话，徐志摩担任《春望》诗刊主编，人家创造社愿意投稿已经很给面子了。

戴望舒继续劝道：“志摩兄，这首郁达夫的诗，你还是刊发吧。郁达夫名气大，读者也多，有利于诗刊打出局面。”

徐志摩激动道：“名气再大，也要用作品说话，你看看他写的都是什么东西！”

郁达夫寄来的这篇诗稿，是他在福州凭吊戚继光祠时写的，名为《游于山戚公祠》：于山岭上戚公祠，浩气仍然溢两仪。但使南疆猛将在，不教倭寇渡江涯。

这首诗怎么讲呢，说好听点文字质朴、雅俗共赏，说难听点不文不白、技艺拙劣。

能入徐志摩的法眼才怪了。

戴望舒见徐志摩死不松口，建议道：“不如，选郁达夫去年写的那首词？”

“哪首？”徐志摩问。

“《满江红》，也是凭吊戚继光的。”戴望舒找来纸笔，迅速把郁达夫去年的作品默写出来，这记性也是够好的。

徐志摩仔细品鉴一番，点头道：“这首还勉勉强强，就选这首了。”

《满江红》：三百年来，我华夏，威风久歇。有几个，如公成就，丰功伟烈。拔剑光寒倭寇胆，拨云手指天心月……愿英灵永保，金瓯无缺。台畔班师酣醉石，亭边思子悲啼血。向长空，洒泪酬千杯，蓬莱阙。

戴望舒又问：“周先生有新作吗？《春望》创刊号，怎么也该刊一首他的作品。”

“还没收到，他说正在创作当中。”徐志摩道。

就在此时，楼下街头报童狂奔，大喊：“号外！号外！卢沟桥发生事变，日寇进攻宛平城！号外！号外……”

徐志摩和戴望舒对视一眼，俱都看到对方眼中的震惊。

戴望舒喃喃道：“都被周先生料中了啊，真的在一周之内发生事变。”